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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发现焦虑感这种东西是比新冠肺炎传染性更强的一种疾病，在父母辈的身上体现的尤为尽致。房价上涨会焦虑，尽管我们已经有了容身之所；油价飚高也会焦虑，尽管我们的代步车买来之后就没开过几次。而如果要排解这种焦虑感，只有两条路可走：1、买新房或者换新车，但这条路成本太高且负担太重，于是告吹；2、把压力转移到孩子辈身上。

如果只是经济上的焦虑也就好了，毕竟勉强可以靠一句我还年轻蒙混过关；可当面临成家的话题时，我就失去了年轻这一概念的定义权。94年还好意思说年轻，隔壁某某家的某某97年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，诸如此类的案例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在我的耳边萦绕。而且父母深谙艾宾浩斯遗忘曲线的工作机理，总能在我以为他们已经把这件事忘掉的时候主动提醒我，好像每跟我提一次娶妻生子我就离人丁兴旺家门昌隆更进了一步。

而且这一步还不仅仅局限于口头上。相亲对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我对着像是简历一样的文字看的昏头转向，还得强装出笑脸对他们说这姑娘挺好的。姑娘们真的挺好的，学历优秀，工作稳定，家庭美满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不是我配得上的类型。但是父母和父母之间的交流与我们的意见无关，所以又不得不依照父母之命在某家肯德基或者麦当劳见面。我唯一能够聊以自慰的，是我还比较能扯淡，因此每次和女生见面都不至于尴尬，但是无论是我还是对方都不会、也不可能迈出更向前的一步，因为我们不合适。

我认为我们不合适，是因为我们的性格相左或者观念存在差异，比如我喜欢旅游她却是个宅女，或者我未来想去别的城市发展但她已经下定决心留在本城。这并无对错之分，只是彼此的人生轨迹不同，如果强行修正路径，未来的运行只有可能出现更多的bug。父母也认为我们不合适，因为他们觉得女孩太矮，不是本地户口，或者收入相差有点悬殊，尽管这些事情我和她都根本没有聊到。

投资界有一个著名的坚果壳理论，大意是金融市场是混乱且动荡的，数学无法控制市场，只有心理才可以。相亲界亦然，我无法控制相亲的成败，只有我父母可以。我的意见并不重要，女孩的意见也不重要，我们只是两个毫无感情的砝码，在双方家庭的天平之上尽力被寻找着平衡，尽管一个砝码可能重于泰山，另一个却轻如鸿毛。等到天平的杠杆最终断裂，我还没来得及感受到疼痛，就被父母放到了另一个天平上，周而复始，生生不息。

我也不是没有提出过异议。父母很开明，温柔地回答说我们只是帮你介绍，最终决定权在你自己，然后继续马不停蹄地找新的天平。我有的时候怀疑他们才是学会计的，我只是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里的那个数字，需要在年终结账的时候削减归零。每次当我拒绝邀约或者铩羽而归，他们都会像没有配平报表的老会计一样，一边叹着气，一边盯着手里冒着热气的茶杯。他们知道我最看不得这个，因此屡试不爽。

所以在最后，我的反抗方式就是沉默地接受每一次相亲的安排，沉默地去赴约，沉默地和与我处在相同境地的女生四目相对。最终是我打破沉默，问你想喝点什么。女生漠然地看着我，说不喝了吧，一会儿就走。

我说，走的太早他们会问的。

她说，那就喝咖啡吧。